刚放假时，导师说春节前要开一次讨论会，结果直到开学导师都没再联系过我，但我的心直到假期结束都算不上踏实——这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假期体验。

    生活总是充满矛盾：导师希望我们在假期也能有一些工作上的进展，可他又太忙，或者他后来又转念想让我们休息一下；而我根本不想在假期干活，想玩，但是又惧怕万一开会的后果，玩又玩不踏实。

    哪怕这件事情按照下面几种思路走，我也不会一直有一种甩不掉的焦虑感，或者说“精神内耗”：

1、导师春节之前准时开完这次讨论会；

2、导师一开始就不要求开这次讨论会；

3、我花上几天，提早完成任务，之后心安理得玩；

4、我啥也不干，赌一把导师不开会，心安理得玩。

    从唯物主义的方面来说，精神内耗无非是外部世界的矛盾在精神世界的反映。我和我的导师之间有着类似主奴的矛盾关系，我与他也不可能具有完全一致的立场。同时，我们都没有做到极端，他既不言出必行，又不彻底放养；我既不认真刻苦，又不彻底摆烂……

    我并不相信那些唯心主义者所说的，即可以抛开现实的矛盾不谈，直接从精神方面消除内耗。实际情况往往是，唯心主义者用他们的求助于精神的方式不自觉地、实践性地改变了现实的矛盾关系——而就这件事情来说，消除我的内耗的方法，要么是让我屈服于导师的权威，成为一名好学生；要么是让导师妥协于我，成为一个不称职的导师。

    我总是有一些愤青的。当我义愤填膺地向我的一些亲朋表达自己的志向时，他们总是劝我要“先过好自己的生活，等自己有能力之后再去考虑那些事”。

    我反问他们，“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得上过好自己的生活呢？”，“如果我一辈子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我就不去做了吗？”，他们总是不回答我——也或许是我听不进去他们的回答。

    我们之间总是谈不拢的。于他们是目的的东西，于我只是手段；于我是目的的东西，于他们只是达成他们目的之后才可能被考虑的事情。

    他们并不能换位思考。如果我要求他们先达成我的志向，再去过好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定觉得我脑子出了问题。

    他们并不能够反思，志向不仅仅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道德律。

    用康德的话说，他们想让我的道德成为“假言命令”，而我是要追求“定言命令”。

    不过，康德式的道德可以被进一步反思。他们完全可以说，“你固执己见去追求你的道德和志向，但结果可能是南辕北辙！”，这是有道理的。前一段了解了些西方经济学，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的他们，会去论证政府税收、提高最低工资这样的看似好意的做法或许会对公民产生不利的影响，颇为有趣。

    这应该算是一种“无意识”吧，真实的我，并非是我所认为的我。我们所做的并非是我们所想做的。

    或许我们的自由意志也是某些必然性展开的过程呢？

    无所谓，我追求我的自由意志，其余的交给绝对精神。俗话说，“尽人事，听天命”。

    今年是我产生很多改变的一年。

    以前的我，倾向于简单地排斥我所反对的东西：我讨厌赌博，我就连作为纯粹游戏的麻将的规则都不愿意去了解；我讨厌钱，我就甘愿清贫；我讨厌人情世故，我就不去了解人情世故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我讨厌酒桌文化，我就不去了解它，长辈倒酒我坐着，长辈敬酒我单手……

    应该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吧？因为，我经验观察到、能明显感受到，和我们的父辈相比，我周边的年轻一代正在改变中国的酒桌文化，我们已经和正在用自己的排斥把许多的糟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是我变了，我不再单纯地排斥我所厌恶的东西了：我开始尝试了解麻将的规则，尝试分析各类牌局的现实功能；我希望赚到更多的钱，以期通过对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占有和控制，积累更多的人脉与力量致力于消除贫困的生产关系根源；我开始了解人情世故，了解那些不被哲学家理论化的，但又存在于实践中的权力运作；我开始融入酒局，分析酒背后的矛盾的社会关系以及其中的人们的不同的生存策略。

    我不懂酒，但无论如何也是体验过饮酒后的不同感觉。其中一直让我不理解的就是白酒了——不好喝，但又格外被人们重视，过年回家，长辈们总是要劝晚辈们学着喝酒，说什么以后“工作了都得会喝酒”，可是为什么“工作了都得会喝酒”呢？我们课题组，越能喝的老师职称越高——也不知道是他们能喝才能爬的上去，还是爬上去的过程练就了他们的好酒量。

    让过度饮用者难受，是酒的功用之一。服役于这种功用的酒，在我看来是作为一种服从性测试的工具的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喝到位了什么都好说”——这是我最讨厌的，也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这样用酒的人只能是我的敌人。

    帮助微醺和略有醉意的饮用者打开话匣子，是酒的功用之二。这是蛮辩证的，清醒的人实际上是在压抑自己，而处于麻醉状态的人或许更加本真。十分钟前还陌生的人顿时可以变得不再陌生，平时难以说出的心里话、私事也可以借之更加轻松地表露出来——这是我最近才发觉到的，这也是酒桌文化中不那么糟粕的一点。听听别人讲他们的带有隐私性的故事，其他人可以多一个窗口认知世界。许多底层或精英团体，就是靠着一次次酒肉交往，才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透露私事表达了认同和信任；而另一方面，透露出去的私事也可以是自己的把柄）。许多年轻一代之所以不再爱酒，其实能从侧面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子化进程。或许是我们更喜欢自己独处，和别人保持距离吗？或许是我们在这个愈渐法制化的社会中不再那么需要直接的利益联系吗？或许是我们有更多其他的方式来替代这种伤身的方式吗……

    为了酒的暖身或者药用效果，是酒的功用之三。斯拉夫民族迷恋烈酒，或许是那里真的太冷了。

    纯粹为了个人饮酒的口感和麻醉感本身，是酒的功用之四。的确有些人真的喜欢酒的味道，或者喜欢醉酒（我曾认识一个婚姻不幸的叔叔，每天从早到晚在家里喝到醉生梦死），但这毕竟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各种文化的背后，归根到底是具有普遍性的物质关系。

 

    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是缘于我父亲撺掇着让我和几个同族弟兄（我们曾祖相同）一起吃饭——之前我们并不相识，但我父亲说是因为“血缘”，他认为有血缘联系的人“自然而然”就比其他人要亲近，不论我们是否相识。

    我当然是不认同他，机智的我立马就看出来他的观念和说法中的唯心主义特性，驳斥道：

    “人们觉得有血缘关系的人亲近，归根到底是因为现实的不可避免的利益联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共事等等）。而血缘只是一种形而上学建构，它并没有理由让我们的社会关系比其他人更亲近——人们之所以会觉得是血缘维持了关系的亲近，是因为人们认同这种观念，并不自觉地维持这种亲近的关系，而这样的亲近关系又带来了感情。所以在他们看来，仿佛血缘真的是有什么魔力。就好像黑格尔式的观念论者，把精神看作社会发展的本体，没有看到精神必须以实践为中介来印证自身。这实在是太唯心主义啦！”

    我当时认为我说得实在太有道理，沾沾自喜。

    而他立马怒了，“别他娘的扯几把蛋哲学，老子听不懂！”。

    但是事实证明，意识形态的魔力实在强大——当我后来在父亲的带领下，和那几位未曾相识的同族弟兄见面时，我的确没有感受到任何的陌生感，我们很快就像家人一样一起打牌、喝酒、吃饭、攀谈，最后愉快告别，并约好来年再聚。

    是啊，观念的力量是虚假的，但又是无比强大的。比如货币，人人都知道纸币是“虚假”的等价物，但当人们都将这个“虚假”的东西认同为“真实”时，它就的确成为了真实的东西——我能和那几个同族弟兄们那么快打成一片，无疑是因为他们以及我们周边的所有人，都认定这种血缘的魔力，并体现在我们的心理状态和不自觉的行为实践中——而这种观念，通过这些状态和行为，的的确确化身成了现实的联系。

    关于“血缘”的形而上学建构，终于从天国降临到尘世，成真了。

    昨晚睡前，我还在想一件事——“为什么人们会格外看重自己的亲生孩子呢？”，而且有些动物也会杀死“杂种”，这是自然规律吗？可是为什么我就觉得自己一点都不介意呢？是不是亲生的又如何呢？

    基因论者，很喜欢把这些归因于“期望自己保存下来的自私的基因”的驱使，但是这未免太简单。

    或许，我可以这样解释。在专偶制家庭中，夫妻双方都有一种占有对方的冲动，而“生杂种”这件事其实是代表了对方对自己感情的不专一，也就是另一半或者其他人侵犯了自己对于另一半的完全的占有权。

    但是如果要加上意识形态的建构，那或许就是被普遍认同的——不希望自己的私有财产由外族继承。

    写累了，随便说两句吧。

    我的那些弟弟们长得都好高，以前我背着他到处跑的表弟，现在个个一米八多。多年不见，站在我面前，说没有点自卑是骗人的。

    一个远方堂姐出嫁了，大家都夸她丈夫个字高，长得好。我也跟着认同。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得想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以高为美？

    刚上本科的时候，郁闷过好一段时间，因为表白墙上发言的女生总是对男生的身高有着强硬而痴迷的要求。

    我呢，三级残废，不到一米七。他们总觉得我应该自卑——当我每次大大方方说出我“一米六九”时，家里人总是嘲笑我，让我“一米六九”就说是“一米七”，反正没人量！——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天生的、不能被自己改变的东西会被鄙视呢？我个子矮又不影响别人，我自己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人们总是缺少“质疑一切”的胆量。

    在我看来，以高为美，背后依旧是一套繁殖的、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

    你们认，我不想认。我就是要这么普通，且自信！